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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欣怡的“夺金梦”碎了。

据新华社8月12日上午消息，中国泳协确认陈欣怡在8月7日里约奥组委实施的赛内兴奋剂检测中被查出A瓶氢氯噻嗪呈阳性。目前陈欣怡已向国际奥组委提交B瓶检测，并申请召开听证会。

如果B瓶检测结果也为阳性，这将是自1992年以来，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中首例药检阳性。根据以往经验，通过B瓶检测结果而翻案的案例屈指可数。

此前在里约奥运会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陈欣怡以56秒72的成绩夺得了第四名，与美国名将沃尔默仅差0.07秒，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按照之前的赛程安排陈欣怡原本要在北京时间8月13日凌晨参加女子50米自由泳预赛，而赛事记录上“DNS”（Do Not Start）三个大字再次提醒着人们“陈欣怡药检阳性”这个不争的事实。

在2013年的全运会游泳比赛中，15岁小将陈欣怡独揽四金一举成名。200米混合泳中陈欣怡虽因0.27秒的差距惜败叶诗文，但叶诗文也对陈欣怡自由泳阶段的冲刺能力表达了惊叹。横空出世的陈欣怡被视为上海队的“叶诗文”，陈欣怡直言：“我把叶诗文当成我的目标，但我会继续努力训练，超越叶诗文。”

紧接着，2014年仁川亚运会女子100米蝶泳比赛中，陈欣怡以56秒61的成绩夺冠并打破亚运会纪录。

●陈欣怡和启蒙教练陶璇

陶璇算是陈欣怡的启蒙教练。小学一年级时，父母慕名来到浦东游泳队，把小欣怡交到教练陶璇的手里，开始正规的训练，这一练就是7年。起初，身高1.25米的陈欣怡并不突出，到三年级时，她的脚已长到37码。惊讶的陶璇带着陈欣怡去做骨龄预测身高测试，结果显示：这个小姑娘将来身高可以达到1.75米，是块游泳的好料。

超强的打腿能力、技术动作全面、心理素质出色……陈欣怡的游泳天赋慢慢突显，小学期间便崭露头角，获得全国和上海比赛金牌共计86枚。

陶璇看着陈欣怡从一张“白纸”成长为国家队苗子选手。2010年，12岁的陈欣怡已经要穿41码的鞋子（现在穿43码）。那一年金牌教练金炜带着刘子歌赴上海训练，得知消息的浦东游泳学校的总教练许晓东把陈欣怡介绍给了金炜。只一眼，金炜便相中了这个手大脚大的孩子。几个月后，陈欣怡成为金门弟子。

从接手陈欣怡开始，金炜就为其定下了夺得世界冠军的目标。在4种泳姿中，蛙泳是陈欣怡的短板，金炜花了很大力气帮其改进，以求在混合泳项目中取得发展。从全能选手到主项100米，陈欣怡逐渐确定了其发力的重点。

“陈欣怡将会成为世界自由泳短距离的主宰”，前国家游泳队总教练陈运鹏如此预言陈欣怡。也有人质疑陈欣怡被金炜带废了，从一个全运会全能型选手，转变到一个只会单项并且平庸的选手。

●陈欣怡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女子100米蝶泳现场

和叶诗文在2013年全运会上交手过的陈欣怡说起3年后的里约奥运会，已是满眼的憧憬。2014年仁川亚运会期间的精彩表现，更是让陈欣怡被看好在短距离蝶泳、自由泳和混合泳等项目上具有冲金实力。2015年中国首届青年运动会女子100米蝶泳冠军的取得似乎再次佐证了这个姑娘里约夺金的可能。

2016年钜派杯全国游泳冠军赛暨里约奥运选拔赛在佛山进行，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陈欣怡以24秒53夺冠，搭上了通往里约奥运会的直通车，距离“夺金梦”更近一步。

发兵里约之前，中国代表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做好反兴奋剂工作，确保“干干净净”去里约。

然而等待她的却是一场巨大的变故。发生在里约奥运会上的一切，大大超出了这个怀揣“夺金梦”的18岁姑娘的承担，而她目前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B瓶检测结果以及配合调查。

兴奋剂在英语中称"Dope"，原义为"供赛马使用的一种鸦片麻醉混合剂"。早期兴奋剂多指运动员为提高成绩而服用的刺激剂类药物，现在还包括被不具有兴奋作用的药物如利尿剂、β-阻断剂。“兴奋剂”不再是单指那些起兴奋作用的药物，而实际上是对禁用药物的统称。

1968年反兴奋剂运动刚开始时，国际奥委会规定的违禁药物为四大类，现已扩展到七大类。体育运动中的“兴奋剂”不是一成不变的，国际反兴奋剂机构每年都要公布一份新的《禁用清单》。

兴奋剂检测(Doping Control)是指赛前、赛后甚至平时，各级体育组织派专门的检测人员对运动员进行检测，以确定其是否使用了违禁物质或违禁方法。有尿样检查和血液检查两种取样方式。 迄今为止，尿检仍是主要方式，而血检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

检测主要包括三大步骤：选定运动员——采样——样本分析。

在选定受检运动员这一环节上，一般而言各项目第一名、破各项记录的运动员必须受检，第二至第八名抽查。同时对那些成绩有异常提高、被人揭发服用兴奋剂或有其他特殊情况者，有权在赛后立即指定其接受检查。平时检测机构还会选择一些著名运动员进行赛外检查。

选定运动员后，就会进行采取检样。采取尿样的程序规定得极为周密、严格，细则多达30项。运动员收到检查通知单后，必须在 1小时内携带身份证明到指定的兴奋剂检查中心报到。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挂牌成立

取样时，运动员挑选一个干净的留尿杯，当着一名同性检查官员的面，在进行尿常规检查中留取至少90毫升的尿量，取尿时不得有其他人在场。运动员自己从几套未使用过的、有号码的密封样品瓶（A瓶和B瓶）中挑选一套，先将留尿杯中的尿液倒入B瓶，再倒入A瓶。经检查官员检测留尿杯中残留的尿，若尿比重低于1.005 ，运动员必须留取另一份尿样。运动员盖紧并加封A瓶和B瓶后，将瓶子号码和包装运输盒密封卡号码记录在兴奋剂检查正式记录单上， 并在兴奋剂检查正式记录单上进行各项登记签字。兴奋剂检测实验室收到尿样后应尽快完成检测分析。样品分析严格采用经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批准的技术方法。

如果A瓶尿样的分析结果为阳性，必须立即书面报告有关当局。兴奋剂检查机构的官员在检查核对后，应立即书面通知有关单项体育联合会，然后再按规定程序通知运动员及其代表团的官员，并尽快确定B瓶尿样的检测分析（复检）在同一个实验室进行，但由不同的人操作。反兴奋剂机构、有关单项体育联合会和运动员所属代表团均可派人观察检测分析过程。

如果B瓶的检测分析结果仍为阳性，则该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查结果即被判定为阳性。换而言之，如果陈欣怡的B瓶结果依旧为阳性，那么其服用兴奋剂的指控将会成立。

人类历史上第一例兴奋剂案件可追溯到1865年荷兰一次游泳比赛。从此人类陷入与兴奋剂的纠缠漩涡中。殊不知，一开始的小风波竟席卷国际体坛150多年，至今不息。

现今世界体坛兴奋剂犯罪主要有三种类型。

利益型犯罪，犯罪主体主要是运动员，动机就是提高比赛成绩，获得收益；

欺骗型犯罪，运动员受教练、上级领导指示，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使用药物；

纯司法问题，其原理和国际足联腐败一样，属于制度和组织结构层面的问题。

前两种兴奋剂使用类型的根源都归于利益两字，只不过一种涉及个人利益，一种关乎多人利益。

●美国女飞人玛丽昂·琼斯比赛中

技术也是反兴奋剂的另一关键。在反兴奋剂领域，有一句老话：“查得出就是兴奋剂，查不出就是高科技”。国际奥委会(包括WADA)每年都认证几十个兴奋剂实验室以助纠察，但同时也有巴尔科实验室等一批科研机构在研制并指导使用高端兴奋剂。典型的案例系美国女飞人玛丽昂·琼斯，为了服用兴奋剂，她找到了巴尔科实验室，并服用了该实验室研制出的新型兴奋剂THG。此种高科技药物时隔8年后才被查出。

2004年1月，中国《反兴奋剂条例》正式出台，条例第46条明确写道：运动员违反条例规定的，由有关体育社会团体、运动员管理单位、竞赛组织者作出取消参赛资格、取消比赛成绩或者禁赛的处理。

倘若陈欣怡此次奥运药检最终判定不过关，其将面临成绩被取消和禁赛处理。此前中国泳协亦曾就服用兴奋剂对相关涉事人员开出过罚单：1994年广岛亚运会熊国鸣、吕斌等11人药检不过关，被禁赛两年。1998年澳大利亚珀斯世界游泳锦标赛，原媛入境时被查出带有兴奋剂，后被禁赛4年，其教练周哲文被禁赛15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仰泳王欧阳鲲鹏因瘦肉精超标被终身禁赛，其主管教练冯上豹也被终身取消教练员资格，欧阳鲲鹏的终身禁赛被视为中国泳协肃清行动的一个“巅峰之作”。

然而，“高峰”过后有“下坡”，欧阳鲲鹏事件至今，中国泳协再未作出“终极处罚”。2011年3月初，时满18岁的游泳新星宁泽涛在一次飞行检查中被检测出结果阳性，当时被中国游泳协会禁赛一年。另一中国泳坛领军人物孙杨2014年因误服兴奋剂被禁赛三个月。由于禁赛是在休赛期里进行，加上三个月禁赛完后孙杨顺利参加仁川亚运会，因此孙杨这次处罚被外界称为“保护式处罚”。

考虑到陈欣怡此次风波是在奥运赛场上发生，其社会和国际影响非常大，加上奥运周期结束后各项游泳大赛暂告一段落，因此陈欣怡难以享受“保护式处罚”。就兴奋剂话题，中国游泳队在里约奥运会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直面奚落与嘲讽，陈欣怡有可能成为中国泳坛杀一儆百的一个典型。但与宁泽涛禁赛时一样，陈欣怡刚满18岁，其运动生涯处在开端，综上考虑，泳协极有可能做出禁赛两年到最高四年的处罚。

●因“药”被禁赛2年的俄罗斯网球选手玛利亚·莎拉波娃

在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孙杨、宁泽涛兴奋剂事件上，泳协的延迟公示饱受诟病。同时信息的不透明、领导们的三缄其口也成为泳协回应的主要姿态。尽管宁泽涛和孙杨逃过国内重罚，但泳协的不作为使得他们难以摆脱欧美舆论非难，从霍顿暗讽对孙杨“吃药”的言论可见一般。

新华社曾针对孙杨2014年禁药风波发表评论称，“多少年来，体育管理部门的习惯性思维和做法是对负面事件遮遮掩掩，对中国体育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决策者对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从来就缺少反思，更谈不上吸取教训。他们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

今年3月，英国《泰晤士报》披露，从2015年10月到今年初，中国游泳队出现5例兴奋剂阳性案（中国泳协后公布为6例）。《泰晤士报》在文章中称，4月中国即将举行奥运游泳选拔赛。但为了不在选拔赛前引起轩然大波，中国游泳队对这5起兴奋剂事件选择封口。

中国游泳协会对此回应称，已将6例阳性情况通报国际泳联，在程序上不存在任何问题，更不想掩盖事实。国际泳联亦对外表示，对事件“充分知悉”。尽管中国游泳协会及时反应收到国际泳联认可，但还是惹来猜测和质疑：为何揭发的总是外媒？

在兴奋剂事件上，中国泳协似乎总担当着被动回应的角色。时间显示，陈欣怡是在8月7日里约奥组委实施的赛内药检中被查出A瓶氢氯噻嗪阳性。当时奥组委已对涉事方传达相关情况，但中国泳协并未马上对外公布，陈欣怡也如期参赛获得名次。等到媒体揭露，12日中国泳协方面才作出公开声明。

8月11日晚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正式受理陈欣怡的申诉，并且在第二天宣布暂停陈欣怡在里约奥运会的所有比赛。同时，CAS还宣布了对波兰举重运动员Tomasz Zielinksi和保加利亚田径选手Silvia Danekova的停赛通知。他们分别被检测为合成代谢类固醇阳性和促红细胞生成素（EPO）阳性。

里约奥运会开始至今，兴奋剂的话题愈演愈烈。先是今年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发表独立报告，证明俄罗斯政府支持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导致里约奥运开幕前一天三分之一的俄罗斯运动员被禁赛。比赛期间，男子400米游泳冠军，澳大利亚运动员霍顿称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是“用药的骗子（Drug Cheats）”，因为孙杨曾经药检阳性。此前俄罗斯游泳队员Efimova也因为兴奋剂问题引发对手不满，现在包括陈欣怡在内的3位运动员A瓶尿检阳性暂时停赛，彻底打破了公众对里约奥运会“无兴奋剂”的幻想。

●1912年，顾拜旦在斯德哥尔摩奥运会期间，发表了他的名作《体育颂》。热情地沤歌了体育，抒发了他的奥林匹克理想

毋庸置疑的是，兴奋剂破坏了体育竞赛公平公正的原则，践踏了体育运动的尊严。而现在各个国家、各个体育项目对兴奋剂心照不宣的使用更是背离了顾拜旦男爵寄予现代奥运的殷切期望。使用兴奋剂一旦被揭发，运动员将会面对来自社会各界的道德批判和来自体育协会的禁赛处罚，长期使用药物对运动员的身体也会造成一定损害。他们为什么甘冒这样的风险呢？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该理论的核心就是“局中人”使用各种战略，做出各种决策，最终实现最优结果），每个运动员或者每个运动员与教练组成的利益团体都处在博弈当中，与其他“局中人”竞争最高薪资和最高成绩。如果药检和处罚实施并不严格，那么被用药者击败的可能性比被揭发的可能性要高。也就是说，使用兴奋剂成为了运动员或者利益团体赢得比赛的优化策略。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体委派遣相关人员到法国学习使用兴奋剂的方法，然后从上到下系统推广兴奋剂，其初衷也是“别人都在用，我们不用就赢不了”。

只有无与伦比的比赛表现才能吸引粉丝的注意。运动员不仅要互相竞争，也要跟官方权威博弈。官方权威又要跟体育明星的粉丝们博弈。怀疑论者认为这些官方机构似乎倾向于默认用药现象而不是鼓励更“纯净”但是很可能无趣的比赛。也许他们的优化策略就是对掺杂水分的破纪录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兰斯·阿姆斯特朗

这一策略的使用在前美国自行车手兰斯·阿姆斯特朗身上最为显著。他10次参加环法大赛实现环法车手7连冠，创造了环法历史上的奇迹。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兴奋剂丑闻层出不穷，2012年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宣布剥夺阿姆斯特朗的7个冠军头衔，并且终身禁赛。无数媒体人和专家认为自行车赛官方机构对此一直知情而且乐见其成，因为阿姆斯特朗的夺冠表现扩大了这项运动在美国的影响力。

禁赛的时长也值得推敲。例如，如果一位运动员大量使用兴奋剂，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并且签下一份收入可观的合同，其面临的最糟糕的处罚也只是大约50场禁赛。也就是说未来的几年中，禁赛损失完全可以靠那笔合同收入来弥补甚至还有盈余。也许对于一些体能要求高、技巧性强的项目，这样的选择并不明智。对于大部分运动员来说，体育竞赛的黄金年龄都到35岁结束，有的甚至到40岁，因此最多4年的禁赛处罚并不算特别大的风险。

为什么兴奋剂丑闻多爆发在年轻且有潜力的运动员身上？这一点值得深思。陈欣怡以及其他药检不通过的运动员不应该成为舆论火力集中的对象，他们的用药可能涉及到利益团体博弈、权威机构甚至制度问题。在这重重压力之下，运动员是否有还可能对兴奋剂说不，还原公平公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呢？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调查研究显示，运动员做出是否服用兴奋剂的选择时，会受到如下影响。

第一，运动员个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相比于年老一代，年轻一代更倾向于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并愿意坚守。第二，运动员的训练环境会起到保护作用，其中，家人、教练还有同龄人的价值观念影响至关重要。第三，现有的反兴奋剂政策（包括教育、检测和禁赛）对运动员的选择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粉丝口中的“洪荒少女”（傅园慧）和“包子”（宁泽涛）

不过，这一切因素发生作用的前提是运动员的自由度更高，有更多的独立权。而这也是中国运动员的短板。绝大部分运动员都跟陈欣怡经历相似：从小被选拔进入专业队伍，接受“教练爸爸”或者“教练妈妈”的指导和照顾，一应对外事务交由教练和组织打理。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很难脱离体制影响，与体制抗衡。

不过现今，粉丝经济以及新的造星模式（包括体育明星）也许能够为90后、95后的新一代运动员们提供新的出路。不管是早前凭借鲜肉美颜还有过人实力在各大网络平台累积百万粉丝的宁泽涛，还是里约奥运会上因为“洪荒之力”和古灵精怪横空出世的傅园慧，当他们想到背后数量庞大的铁杆粉丝时，会不会更坚定地对兴奋剂说不呢？

文｜关丽明 胡宏培 王婧

编辑｜阿尔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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